安登榜（1895-1935年），羌族，松潘县镇坪乡呷竹寺村人，出生于当地世袭土司家庭。民国22年(1933年)11月，安登榜以长子身份承袭土司职务。
民国23年（1934年）春，屯区推行团甲制，县以下设区，利用少数民族上层阻挡红军进入岷江上游，县政府委任安登榜为第六区（白草区）区长之职。当时，松潘、茂县一带连遭大旱、虫灾，瘟疫流行，“人民生活，两餐不饱”。国民政府以“疏导积水（叠溪海子）整理团务”等名目向羌民摊派捐税，强令白草区（今白羊乡）认购枪弹，摊派筑碉款项“以备御赤之用”。为加紧对羌区搜刮，民国23年（1934年）6月，松潘县府以部署团务为由，通知各区区长前往县府参加会议，安登榜借故未到会，县府即以“几同化外，漠视政府，违悖法规，应予处罚”之名，记大过一次。屯殖督办署邓锡候、刘翼等也在所发指令中称安登榜“负隅顽抗，恶迹昭著”，责成松潘县府严加惩处。县长于戒需派人向安登榜催逼民国22年（1933年）拖欠的枪弹款四百余元（大洋），强派民国23年(1934年)军饷近千元（大洋），责令两月内“备缴来府”，声言“尚在敷衍塞责，定当依法追究，决不宽容”。
安登榜目睹民众疾苦，实不愿再行摊派，拖着不办。于戒需大为恼火，以“安登榜贻误要公，不称其职”，提交松潘冬防会议表决。同年11月26日，于戒需再次发出手令“安登榜握军、枪两款，抗不遵缴”，“事关 军饷，勿任事拖延，违则将该区长拘案押追”之后，免去安登榜区长职务，由其继母安玉清任区长。
安登榜与继母政见不合，与国民党县政府矛盾日益加深，在于戒需 派人前往捉拿安登榜“守提回府”的情况下，率部下李华桂、付凯、左传富等十余人出走，在北川县墩上（今武安村）巧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某部，在红军实行“番人独立”、“民族自决”等政策感召下毅然参加红军，成为羌族近代史上第一个率部参加革命的民族上层人物。
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、地方工作部、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通过安登榜及其随员了解了松潘草地情报资料。
川军二十八军在土门封锁线聚集重兵，阻止红四方面军向西进入岷江上游。此时，红军前敌指挥机关依据安登傍提供的情况，决定派北进松潘支队由间隙地带插入敌后。红军将一匹红马送给安登榜，另派名战士随他行动，作为部队前卫，沿路劝降羌属土著部队，使红军击溃了北川走马岭、黑尔明龙藏一带堵截部队，民国24年（1935年）5月14日红军胜利实现先行插入松潘县域的意图，动摇了川军土门封锁线的士气，配合了红军突破封锁线的正面战斗。
红军进入白草地区后，安登榜主动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民族政策，动员群众为红军筹粮、运输、带路、侦察敌情。使红军迅速在溜索头、马鸣、半边街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在松潘县城以南镇坪一带开展工作，先后在平定关、靖夷堡、镇坪、镇江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。
5月29日，红军建立番民游击大队，安登榜任大队长，队员六十多名。
8月初，番民游击大队奉命前往松潘县毛儿盖地区为右路红军北上筹粮。临行前，安登榜将一床毛毯和一个水壶留给家人，告别众亲友，前往毛儿盖一带藏寨筹粮。一日，他早上出去晚上没有回来，第二天，红军派一个连寻找他和随行人员，行至毛儿盖索花下行七里山后的半坡上，发现安登榜和随去筹粮的十多名战士被害身亡。
1986年，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，追认安登榜为革命烈士。
